珠海，是一座美丽的现代化的新兴的海滨城市。
珠海，正像她美妙的名字那样，在珠江口外的海中，分布着许许多多的美丽岛屿，这些岛屿像璀璨夺目的珍珠镶嵌在珠海市辖区的海域中。高栏岛就是这些著名的岛屿中的一个，宝镜湾遗址就在美丽的高栏岛上。
高栏岛是高栏列岛的主岛，面积达35平方公里。高栏岛原本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岛，因宝镜湾发现岩画和珠海西部大开发而闻名于世。1989年10月24日，珠海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梁振兴、陈振忠等同志在高栏岛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了宝镜湾摩崖岩画和山坡至海滩上的遗址。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重要发现，它填补了广东省珠江口一带在香港之外没有发现岩画的空白。
这一重大发现很快传到南粤大地。
1989年11月2日，广东省文物考古专家组专程来到高栏岛，与珠海市博物馆的同志一起进一步勘察、照相、测量并讨论研究。
记得当时上岛极不容易，先要坐车到南水镇，再由镇里安排船只送大家上岛。高栏岛经济落后，没有汽车，只有一辆破烂的拖拉机改装的所谓货车把我们摇摇摆摆地送到生产队，晚上就睡在队部简陋的客房里，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和蜡烛，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
随着珠海特区进行西部大开发，高栏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开始填海工程，高栏岛从孤悬海中变成了与大陆连接的陆连岛，现代化的西部大道直通岛上，岛上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特别是1992至1993年在宝镜湾一带进行的码头建设，对摩崖岩画和遗址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位于海边沙滩的“宝镜石”和“天才石”两幅摩崖岩画荡然无存，沙滩上的遗存和部分山脚上的遗存也被挖掉。为了抢救文物，使宝镜湾这处珍贵而重要的古文化遗址不再遭受破坏，文物考古部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工作。
在早期勘探的基础上，抢救性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共进行了四次。
第一次，1997年11月17日至23日，珠海市博物馆与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进行试掘，实际发掘面积28平方米。
第二次，1998年1月5日至19日，由珠海市博物馆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发掘队，进行第二次田野考古发掘，布探方8个，实际发掘面积131平方米。
第三次，1998年12月1日至1999年1月13日，珠海市博物馆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合作，进行第三次田野考古发掘，布探方16个，实际发掘面积309.5平方米。
第四次，2000年5月18日至6月9日，由珠海市博物馆独力进行，布探方3个，实际发掘面积44平方米。
四次考古发掘，共布探方29个，实际发掘面积512.5平方米。从统计数字看，发掘的规模的确不大，但从南方滨海沙丘、坡地的实际情况分析，这一发掘规模已经十分难得，是非常可贵的收获。
南海多台风，受风暴潮影响，自古就有“炎海善溢”之说。因此，沙丘遗址受自然因素影响变化很大，能保留原生文化层的确不容易，想找到就更加困难。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早在1991年12月在中山市翠亨召开的珠江三角洲古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就提出，为了保证沙丘遗址考古的科学性，应该先把滨海沙丘遗址以内的遗址地层、器型、文化内涵序列搞清楚，再向滨海沙丘遗址延伸就容易搞清楚，少出差错或不出差错。这一科学的建议在宝镜湾遗址的发掘中得到实现。最初，考古工作者在宝镜湾山脚下及附近海滩进行遗址调查，采集到一定数量的石器、陶器，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缺少田野考古的地层科学依据。通过比较稳定的山坡遗址的发掘，找到了没有受到冲积和坡积的可靠的文化层，找到了宝贵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发现了红烧土面、柱子洞和泥墙等丰富的居住遗迹，清理了灰坑27个，从地层堆积中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遗物，陶器数量众多，能复原的陶器达20多件，陶器的纹饰中刻划纹发达，也有拍印纹饰。石器和玉石器的出土数量也不少，有石斧、石圭、石钻、砺石、石网坠、石碇（锚）和玉玦、水晶玦等，特别是大量的石网坠和大型石碇（锚）的出土，反映了海岛渔捞生活的文化遗址类型。
野外考古艰苦，室内科学整理和研究也不是轻松工作。首先要把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片、石器、玉石器等进行整理、拼合和修复，给每一件器物绘图、照相和并做好记录卡片，每天记录的野外资料要分门别类地进行全面整理和综合分析，同时还要把各类标本送到有关大学、研究所实验室做好科学鉴定和测试。在坚实的科学整理基础上，由执笔人分工把发掘报告的各部分编写出来，再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研究和统稿修改，才能把最后定稿的《珠海宝镜湾》考古发掘报告呈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发掘报告的科学性是由田野发掘的科学性和多学科检测、鉴定的科学性及整理研究的科学性三个部分组成。
珠海高栏岛宝镜湾的田野发掘工作，虽然一开始由于对遗址地层不太了解，走过一点弯路，但是很快得到纠正，总体上看整个发掘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田野考古发掘规程进行的，地层的划分、遗迹的清理、器物的出土都符合相关要求，受到业界好评。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第四纪环境研究室对部分玉石器、水晶器进行鉴定；珠海工程勘察院对石器进行鉴定；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14C实验室对出土文物分别做了年代测定；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出土陶器做了烧成温度测试及X射线荧光光谱半定量分析等，应该说尽可能地做了多学科的检测、鉴定和研究，提高了发掘报告的科学水平。
考古发掘报告首先要把发现和出土的资料客观、真实地报告清楚。《珠海宝镜湾》考古发掘报告是达到了这一基本要求的，报告对发掘的实际情况和发现的各种资料作了客观、如实地介绍，保证了报告的科学质量。
在此基础上，还取得到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个新遗址的发现，弄清文化内涵，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器物演变序列和14C测定等资料进行分期断代，明确遗址的定位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宝镜湾遗址是环珠江口地区发现的海岛山坡和沙丘遗址中最重要的一处，它不仅有沙丘遗址，还有相连接的山坡遗址，遗址的旁边还有著名的宝镜湾摩崖岩画，这三者的关系本身就十分重要，更何况遗址的内涵十分丰富，发现了科学断代的地层叠压关系和灰坑、柱洞、泥墙等难得的居住遗迹，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宝镜湾遗址的发现，为世人认识环珠江口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科学依据。过去不少考古工作者在珠海的拱北、前山、三灶和香港大屿山东湾等遗址发现一些陶器和石器，但限于地层和出土资料的局限，对这批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年代难于做出深入的判断。宝镜湾遗址发现的丰富科学资料，使我们对这类遗址和遗物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为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一类型的遗址文化面貌、年代序列、经济生活形态和谱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有的专家把宝镜湾遗址的年代定得早些，有的专家定得晚些。本报告通过地层分析，陶器、石器、玉石器研究和14C测定的数据，把遗址的时代分为三期：
第一期，属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第二期，属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
第三期，属广东青铜器时代。
这一时代分期应该说是符合这一类型遗址的实际情况的，与很多专家学者的分析是一致的。宝镜湾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横向的认识，认识了这一类型的遗址和文化；也扩大了我们纵向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类型文化在广东古代文化发展序列中的地位，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文化谱系中的重要位置，为研究彩陶、刻纹、划纹和几何印纹陶文化序列的发展和演变关系提供了新的典型例证，在广东古代文化考古研究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宝镜湾岩画是宝镜湾遗址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岩画的研究，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它同遗址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当时就有同志赞赏这一研究方向，认为这是高明的做法。由于采集的海滩沙丘遗址资料的局限，不可能把沙丘遗址与摩崖岩画进行直接的研究。但宝镜湾遗址经过四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分期断代、文化面貌、器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遗址与摩崖岩画进行直接研究是理所当然的方向。
通过对出土陶器纹饰的风格比较，通过对出土石器工具的分析，特别是请有关专家用石制尖状器对宝镜湾地区花岗岩做模拟凿刻实验，提出了用石器凿刻岩画的新看法，把高栏岛宝镜湾藏宝洞东壁岩画、西壁岩画的年代定为与遗址第三期相当，其他岩画的年代定为与遗址的第二期相当，依据14C测定的地层年代，把岩画的绝对年代推定在距今4000年前后，使宝镜湾摩崖岩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科学的研究阶段。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工作，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得十全十美。本报告也不例外，报告有许多优点，也有不足之处。对经济形态的研究、陶器的研究、玉石器的研究还应加强，对遗址的科学检测还可以做多一些，特别是报告结语部分还应该有更多的综合论述。
珠海是美丽的。珠海的美丽不仅因现代化而美丽，还因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珍贵的文物古迹而美丽。
文物是不能再生的，社会越现代化，文物就越显得珍贵。为了珠海更美丽，为了建设现代化的文明珠海，让我们的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事业与时俱进，取得更大的成就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