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俄国王储尼古拉斯东方旅途中的礼物
2013-07-31

俄国王储尼古拉斯东方旅途中的礼物

——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

[英]伊凡·威廉斯

邓玉梅译

内容提要:

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了一套精美的通草水彩画册,画册分十二本,由115幅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组成。该批画册保存完好,内容涉及人物、场景、故事、鸟类、船只等多个主题。绘画不但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些作品还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因此,这批藏品的出版发表意义重大。

在《东方书抄》X/2卷中,俄罗斯学者埃菲姆·列兹万(E.Rezvan)和亚历山大·塔利考夫(A.Teriukov)以图解的形式记述了俄国王储尼古拉斯一次极其重要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王储访问了中国和日本等多处地方。两位学者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尼古拉斯于1891年参观杭州的一家俄罗斯茶砖厂时获赠的礼物:一套十二本的精美画册,画册囊括了115幅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这些画册如今收藏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Kunstkamera Museum)。

能受列兹万博士的邀请前去观摩这批藏品,我大为欣喜,一早就来到了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它们,虽然在此之前我曾看过发来的电子图片,但见到真品时还是倍感振奋:十二本画册均用华丽而吉祥的红色真丝锦缎作封面,上面织满祥云图案。

该批画册不同寻常的大尺寸本身就说明了藏品非同一般的身价。册内原有的色泽也保存得非常完好,依然光彩夺目如同新制。自从1897年尼古拉斯二世把它们捐赠给博物馆后,这些画就很少再和世人见面了。这些画直观、易辨,因此,十九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游客都对这种画情有独钟也就不足为奇了。

画册内容

十二本画册的尺寸相同(37×25厘米),封面均为红色丝质,再用绿色丝带捆扎成册。册内的水彩画统一采用33×21厘米的规格,比一般画幅30×20厘米的尺寸大了不少。通草纸通常需在狭窄的瓷板上进行切割,因此这种大尺寸的通草纸本身就意味着更高的切割技艺,价钱也更为昂贵。这批通草画纸的品质上乘,仍洁白干净,颇具厚度。一般情况下,通草画的装裱方法是:用蓝色丝带把画的四周边沿固定在衬纸上,其本身并没有被裱糊。经岁月洗礼后,绘画的纸质变得干燥易碎,其中几幅还出现明显的裂纹。

其中一本画册(编号:3111一12(8))不久前曾被修复过,其它画册是否还保持原状,绘画是否按原有分类及顺序进行编排尚不清楚。这是因为有些内容出现重复.另一些画面的出现顺序也显然不合情理。第一本画册共有十幅画,描绘室内的贵族人物形象;第二本画册的十幅画描绘了年轻的贵妇及随从;第三本画册混杂了九幅题材不同的绘画,包括婚礼、家庭场景,有些画看起来甚至像是从别处收录过来的;第四本画册的十幅画则描绘了一种宗教仪式的仪仗队伍;第五本画册是八幅有关鸟类的绘画:第六本画册描绘了一个传统的京剧故事;第七本画册是一个小孩的成长故事;第八本画册又是一本以鸟类为题材的佳作;第九本画册以弹奏乐器的年轻女子为主题;而第十本画册的题材较为复杂,其中有些画明显应当归入其它类别;第十一本画册描绘了行进的仪仗队伍;第十二本是海上或内河航行的各色船只。

画册中部分绘画损毁严重,若想继续保存,还急待修复。所幸的是,画面普遍保存较好,色泽依然鲜艳饱雌。目前,对通草画的保存方法有两种意见,是应该按原样保存在画册中,还是拆分开来后用卡纸装裱入册保存,一直争论不休。如果保存在画册中.频繁而又笨拙地搬动翻阅总是有风险的,但它们本来就是这样被成册购买并带到西方去的。成册装裱能够保障绘画的正确编排顺序,而且画册中可能包含某些信息(如某个画室的标签)也会与册内绘画相互呼应、连为一体。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画册上就带有茶叶公司的印章。保存在画册中的通草画一次只能展示一幅,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在强光下。也许较好的解决方法是仍然把画保存在画册中,然后通过现代的电子手段将画的内容出版印刷,以此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从总体风格及对主题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来看,虽然大部分画册出处相同,但部分画册应当是其它画室的作品。有些画我在其它收藏品中也曾见过,如小孩成长的故事、仪仗队伍和相类似的船只和鸟类。色彩艳丽的锦鸡和一些小型鸟类的样子都极为常见,甚至和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收藏几乎完全一样。但并不是所有的鸟类作品都很类似,我特别喜欢那张绘有雏鸟的作品(图一)。另外一幅捕写鹅翘着屁股扎到水下觅食的绘画更是细致风趣,这幅画与其说是纯粹的见闻写实,不如说是画家娱己娱人的神来之笔更为恰当(图二)。

图一  鸟类,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1112(5h)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图二  鸟类.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一l12(5d)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1cm,S·夏皮罗拍摄。

最让人着迷的当属那本描绘一个孩子成长过程的画册。它就像一部社会发展的纪实文献,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为举止、衣着打扮才算得体,令观者忍俊不禁。它再现了当时文人当道的体制下,所谓的正统家庭生活、子女的孝行以及接受教育能带来的各种好处。故事从一个男婴呱呱落地,出生三天后进行“洗三”、“剃发”、“见父”等仪式,到拜神祈求金榜提名、功成名就、结婚成家,最后分割家产的全过程。奇怪的是,描述儿女分割老人家产的画面竟然有两幅(图三~四)。为什么同一题材的第二个版本毫无缘由地再次出现令人费解,也许是因为画册是在仓促问集结而成,又或者是在赠送给王储后被人重新编排过了。

图三  分家产,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l一112(7j)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1cm,s·夏皮罗拍摄。

图四  分家产,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1112(10i)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很显然,描绘孩童成长的这种系列绘画大受外国观光者的欢迎,因为在英国达拉谟(Durham)和利物浦,还有法国的拉罗谢尔(La Rochelle)三地的藏品中都能找到它的不同版本。据我所知,这四个版本出自不同画师之手,在场景描绘方面也各有千秋。俄罗斯的这套画册是四个版本中唯一描绘了年轻人穿上礼服赶考的场景(图五),但它缺少了其它几个版本中最引人人胜的两幅画面:图六~七来自英国达拉谟东方博物馆,一幅是小孩和他的伙伴坐在书桌前学习,老师在旁辅导;另一幅是有关他父亲葬礼的场景。

图五  更衣应试,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1一l12(7f),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图六私塾,达拉莫大学博物馆藏,编号128.11,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28×19cm,凯特·威特曼经博物馆同意拍摄。

 

图七  父亲的葬礼,达拉莫大学博物馆藏,编号128.3,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28×19cm,凯特·威特曼经博物馆同意拍摄。

虽然利物浦的那个版本的绘画直到1982年才被博物馆收藏,但是能够肯定,它应当来自中国南方并在十九世纪末被带到英国。我们也知道,法国拉罗谢尔的那个版本是德沙西龙男爵(Baron De Chassiron)于1861年在香港购得后带回国内的。每一个版本都为了解这段故事提供了某些线索。多个博物馆的藏品信息能够相互补充、有机组合.这就让零散的个别收藏显得更为重要,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仅以这个理由.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品的出版发表必定有着重大的意义。

有关这个故事的其它藏品中仅用了一幅画描绘这个年轻人衣锦还乡的场景,而在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收藏中,则用了一整本画册描绘了欢庆的队伍,年轻人端坐在位于队首的轿内

(图八)。第三幅画(图九)为辨识这一系列的绘画提供了有利的证据:画中有个随从举着一面写着“金鼓”的旌旗,说明了欢庆的原因:“考取状元”⑴。欢庆的队伍中还有八个女子组成的乐队(图一0)——这幅画的出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加上图9和另外两幅图,就能为解释广

图八  轿子里的年轻人,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l1一1一12(11a)。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图九  金鼓队列,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1112(11c),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1cm,S·夏皮罗拍摄。

州博物馆新近获得的四幅画的内容提供了依据(图一一~一二)。如果不是这幅画的出现,就很难分析广州的这几幅画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了。假如绘画从画册中取出被分别装裱后再出售,要去识别它们将会变得非常困难。鉴别的工作开始越来越依靠像这样的整套系列了。

图一0  女子乐队,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ll12(11h),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图一一  金鼓队列,广州博物馆藏,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29×16cm,伊凡·威廉斯拍摄,广州博物馆提供。

图一二  女子乐队,广州博物馆藏,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29×16cm,伊凡·威廉斯拍摄,广州博物馆提供。

这批藏品中有两幅稚趣十足的绘画(图一三~一四)与其它作品风格迥然,画师应当另有其人。它们应当与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in 0xford)收藏的一套十二幅的绘画同出一个画室。该套绘画于1885年被购入,很可能来自香港.因为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香港还有许多类似的画被装在配有玻璃面的盒子里出售,价钱非常低廉。认为它们与包德利图书馆的藏品出自同一个画室还有另一个旁证,就是这两本画册都包含了一幅养鸭船的绘画。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版本如图一五所示。早上把鸭子放到河里去,晚上再把它们叫回来已是另一个年代的事了,残酷的现实可能是它们被绑起来以防飞走。包德利图书馆的那幅画来自“杨呱”(Yungqua)画室的一本精美画册,册内含十四幅绘画,虽然风格各异,但题材相同。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版本都对船家把衣服裤子挂在绳上凉晒的细节进行了有趣的描绘,非常有意思。

图一三  河上的船只,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lll12(3c),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图一四  河上的船只,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1一l12(10j),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图一五  放鸭,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11一12(12e),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1cm,S·夏皮罗拍摄。

第九本画册中有一系列描绘年轻女子弹奏乐器的绘画,不但引人入胜,而且还提供了大量信息。那幅“拉二胡的年轻女子,,(图一六)特别有趣,因为像二胡这样的乐器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就算被提及也是少之又少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柯林博士(Colin Huehns)在《抚琴妙龄少女:中国外销水彩画中的胡琴》这篇文章中指出⑵,二胡只是平常人摆弄的乐器,与画中的这种年轻女子的身份并不相称。事实上.二胡这种乐器和“花艇”以及河边的消遣之地,还有诸如此类的风花雪夜之事都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画师和外国顾客对它们并不陌生,虽然中国的文人学士对此并不甚了解。

图一六  拉二胡的年轻女子,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馆藏,编号311一12(9h),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1cm,S·夏皮罗拍摄。

在我看来,这批藏品中描绘海船和内河船的绘画也比较特别,因为这些画采用的是一种粘稠的红色颜料,而并非常见的能在通草纸表面形成立体效果的水粉颜料。这种颜料的采用及大量使用亮橙色使我确信它们是较为粗糙的后期作品。据此可推断,这些画与十二本画册中的其它画应当出自不同的画室。

两本关于鸟类的画册水平颇高,足以与欧洲同类收藏中的最好作品相媲美。它们沿用了贯有的特色鲜明的自然历史题材画法。然而这两本鸟类画册(第5和第8册)与其它的作品风格迥异,若是出自别的画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第十本画册中的一些小型鸟类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藏品中也能找到。牛津同类收藏品的进一步研究可能有助于了解这两本画册的画师,或者至少对确定画的创作时间有所帮助。在这本画册中,描绘地上嬉戏的鸟类时,使用了浓厚的褐色颜料。这种颜料厚厚地堆积在通草纸的表面上,与同世纪已知画家较为浅淡的用色手法截然不同。

无论是否来自同一个画室,同一画面被反复使用是很普遍的现象。传统中国绘画把对其它作品的研习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艺术境界,因此,在出口绘画作品中这种模仿的迹象也很明显。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藏画(图一七)和一个私人收藏画(图一八)中都有描绘昆虫的绘画。一眼看去这些画几乎都一样,认真细看就会发现画家用青蛙代替了原来的蜗牛(底行,中心偏左),自娱自乐了一番。由此可见,中国画师们虽然会重复作业,但他们不会一味地盲目复制。

图一七  昆虫和小生物,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ll12(10h),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lcm,S·夏皮罗拍摄。

 

图一八  昆虫和小生物,私人收藏,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0×18cm,伊凡·威廉斯拍摄。

在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品质最好的画册中,有一本对京剧故事进行了描绘。这是个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经典故事。同样的故事在广州还有另一版本(图一九和图二O)。画中的图像特别有意思,因为它采用了一种西方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在背景中加上电闪雷鸣来增强两强对抗、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这难道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共通.还是中国画师从仿制的西方画作中吸取了这种创作手法呢?

图一九  戏剧战斗场景,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娄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11一1一12(6j),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1cm,S·夏皮罗拍摄。

图二  戏剧战斗场景,广州博物馆藏,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1×19cm,莫建超、丘康拍摄,广州博物馆提供。

画家是谁

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们并不是十九世纪末期以前广东或香港的名家之作。以目前所知为依据,我们想到了“周呱”(Chow Kwa),一个1850年到1885年间活跃在上海的通草画家。但这又不太可能,因为这些画在风格上明显与包德利图书馆收藏的周呱画册不同。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仍然活跃的其他通草画家就只剩下北京的周培春(Chou Pai Chuen)了。但时至今日,我在欧洲藏品中还没见过确切属于周培春的作品。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这批画中的许多宗教及戏剧场景的表现风格与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保存的一套画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套画册内含二十四幅绘画,描绘了吸食鸦片的悲惨与罪恶。该画册于1909年获得,属一个叫“杨延”的人所有,但这个人究竟是个画师、画室的主人还是店铺主人就不得而知了。

无法确定通草画的作者及来源在西方收藏界相当普遍。我们至今仍无法对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这批藏品下定论,但这丝毫不影响对绘画的品质判断和内在价值的评估。收藏者们往往青睐已知艺术家的作品,是因为确凿的出处,令作品身价倍增,而市价的高涨又反过来影响审美观。因此,对十九世纪广州或香港的通草画家几乎一无所知的事实也是通草画难以引起较大关注的原因之一。虽然深入研究也许能进一步了解这些画家并辨别他们的作品,但在现阶段,我们只能完全依靠这些通草画自身提供的线索了。

有些画册上印有画室的标签,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围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State Hermitage)的“新呱”(Sunqua)画。据我们所知,新呱在广州拥有一间画室.随后又在香港开了一间。比较意外的是,新呱在他所作的一些通草画上还署了名(其中一幅描绘花卉的作品,藏于香港艺术博物馆;另一幅描绘鸳鸯和公鸭,藏于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此外,其它的通草画就没有像这样的直接证据来确定作者的身份了。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外销画常常采用分工合作的流水生产线来完成。因此,仅从画室的标签来推断作品的真正创作者并不科学,标签上出现的画师也许根本没有参与作品的绘制过程。

卡尔·克罗斯曼在他的《中国外销装饰艺术》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列举了它辨别出来的别出来的几位通草画家⑶。其中最著名的是庭呱.庭呱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直活跃在广州地区。1999年上海出版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书中⑷,饶有趣味的提及了庭呱画室的运作情况。庭呱的线描画对中国的“360个行当”进行了描绘。显然,其目的是为了向顾客提供样本,以方便顾客在无特定需求的情况下从现成的题材中选择。虽然最初的样本由画家创作,但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作品可能由画室的成员共同完成。

图二一  切茶,英国皇家植物园藏.约1850年,中国,通草纸水彩画.28×19cm,英国皇家植物园董事会提供。

这种做法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收藏的一套有关茶叶制作过程的画册中就有明显的体现。这套作品技艺娴熟并严格按照庭呱的线描样板绘制,说不定就是庭呱本人的作品。其中一幅画(图二一)描绘了切茶的工序。判断作品是否出自大师之手,可从画质着手。另一幅私人收藏的庭呱作品(图二二),展现了身着朝服的官太太的一些细节:主题人物刻画精细、举止得体、抿嘴低笑的传神表情均使该作品有别于一般的流水生产的现成作品。该画即便不是出自庭呱之手,也应当是熟练画匠的得意之作。

图二二  穿着朝服的少妇,私人收藏,庭呱画室(1830年至1870年),中国,通草纸水彩画,28×18cm.伊凡·威廉斯拍摄。

结  论

 

虽然王储整个旅程的最关键部分是在海参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凿现场,象征性地推动第一车泥土的那一刻,但这批收藏几乎没有涉及诸如生产、农业或商贸等与社会劳作有关的题材,也没有包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应当包括的题材——当时广受欢迎的种茶和制茶过程。要知道,这批藏品本来就是一家俄国茶叶公司赠送的礼物。在其它比较重要的收藏中,个人的兴趣与喜好往往和选定题材相一致。但这批绘画,内容重复、顺序凌乱、缺乏连贯性,实在令人费解。虽然绘画本身非同一般的大尺寸和超常的表现手法值得肯定,但画作看起来在收集和排列的过程中较为随意,或者是在后来日子里又被重新编排过。也许原因更简单,说不定主人是在早上被正式引见后才得知王储要来共进早餐,仓促之间就把这批画册作为权宜之计,送给了王储。

这批收藏的出现,尤其是在多位馆长的热诚支持下,能够有条件印刷出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批画册与其它地方的收藏,包括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state Hermitage)收藏的70幅(包括一本新呱画册),和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Institute 0f Oriental Studies Library)收藏的大概36幅,令欧洲地区的收藏大为丰富起来。

还有一副绘画也显得非常特别,它几乎完全采用黑白色调。同类的画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两幅。画面中三条龙在云雾间纠缠嬉戏,形象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图二三)。另外一幅黑白画属私人收藏(图二四),它描绘了猴子帮忙采茶的情形。这幅画出现在1811年巴黎出版的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中,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图二三  龙.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藏,编号3lll12(10d),十九世纪,中国、通草纸水彩画,33×21 cm,S·夏皮罗拍摄。,

图二四猴子采茶,私人收藏,十九世纪初,中国,通草纸线描画.14×11cm.伊凡·廉斯拍摄。

注释:

⑴有关旌旗内容的解释,承蒙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副教授的热心提供。

⑵见柯林博士《抚琴妙龄女郎:中国外销水彩画中的胡琴》,载《音乐艺术——国际期刊音乐影像》,第ⅩⅩⅤⅢ/1-2期,页5-44

⑶见卡尔·克罗斯曼《中国外销装饰艺术》,古董收藏家联谊会,萨福克出版,1991年,页406-407

⑷见黄时鉴、威廉·沙进《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译者注:

本译文的原文出自英文期刊《东方书抄》(Manuscripta Orientalia20059月第十一卷第三期。作者伊凡·威廉斯是一名热爱博物馆的英国老绅士,他对通草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跑遍欧洲多个博物馆,开展了大量的收藏和研究。通草水彩画是一种十九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以水彩画在用通脱木茎髓制成的通草片上的绘画。这种绘画色彩亮丽、题材丰富、趣味横生,深得当时欧美人士的喜爱。作者和译者均希望吸引更多人关注草画,使这种曾经见证近代广州中外贸易发展的艺术品不至于埋没。

 

(作者单位:英国约克大学译者单位:广州博物馆)

 

资料来源:《广州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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