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杨匏安在上海的足迹
2013-07-31

李小苏

今年是杨匏安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杨匏安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广东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早期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他革命活动的足迹主要在广东,曾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组织部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杨匏安出席了“八七”会议,并继续在广东、港澳和南洋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9年,他来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8月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在上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呕心沥血

杨匏安在上海主要从事党的报刊编辑出版印刷等工作。办好党报党刊是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工作。1927年10月,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周刊在上海创刊,编辑部设在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杨匏安曾在1928年2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17期上发表《所谓第三党》一文,对谭平山组织第三党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既态度严肃,又以理服人。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豪绅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就是工农直接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其间没有回旋余地。第三党的鼓吹者想另外替中国革命找条生路,其实这条路只在知识分子的脑子里存在着,实际上是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

当时,中央在上海出版的机关刊物还有1928年11月创刊的《红旗》,这也是一份注重理论指导的刊物。辟有社论、国内外新闻、时事短评、工农斗争、红军消息、党的生活等栏目,阐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许多文章,大多以群众身边发生的社会事件和政治现象为底蕴,用通俗朴素的语言浅显地道出普遍的革命道理,帮助群众提高认识,解答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为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央决定将《红旗》和另一份主要面对上海工人的《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为此,中央于1930年7月专门在华德路意大里(今长阳路328弄)36~38号创办了福民印刷所,承担《红旗日报》的印刷任务,杨匏安和王凌波为主要负责人①。印刷所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秘密印发《红旗日报》等党报、书刊和传单,在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真实的革命斗争的消息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中共“六大”以后,为加强思想理论工作,中央多次要求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小册子,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通过党组织或进步人士开设的书店、出版社,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著,包括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社会思想史、革命史等,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据当时统计,仅30年代初就出版40余种马列著作、150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②。

杨匏安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此时,他更是积极投入到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宣传活动。1929年,他参考同志们从苏联带回来的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讲义等材料,编译出版了一部20余万字的《西洋史要》。《西洋史要》对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扼要的叙述,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和评论。这是国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一本西洋史著作,是当时国内学习西洋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极为难得的读物,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至1936年再版了五次。正如龚育之所说,这本书“是杨匏安的一部力作。马克思主义是从近代西方产生的,中国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西方近代历史有必要的了解。《西洋史要》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是“党的理论教育中急切需要的读物”③。

    ①《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5页。参见《上海革命文化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②《上海革命文化史略》,第179页。

    ③《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1930年7月,杨匏安又翻译出版了拉比杜斯著的《地租论》一书,并节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九0五至一九0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的部分章节作为附录。《地租论》阐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地租学说,叙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在消灭封建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后,如何处理地租问题,并对苏联农村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限制农业中雇佣劳动等的情况和做法作了具体的介绍。对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进行的土地革命,颇有参考作用。

杨匏安的这两本书都是用“王纯一”的笔名在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南强书局成立于1928年,位于北四川路公益坊(今四川北路989弄)38号。这一家中型的进步书店,与“社联”和“左联”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杜国庠、柯伯年、冯铿等都参与过书局的编辑工作。书局出版过许多左翼进步书刊,如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著作——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以及吴念慈(杜国庠)译的普列汉诺夫的《历史的一元论》,沈端先(夏衍)译的《新兴文学论》,吴黎平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

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代表罗米那兹的提议,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各地武装起义的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采取组织上的惩办主义,错误地处罚了一批包括泽东、周恩来等在内的领导同志,杨匏安也被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管如此,杨匏安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他在南洋等地作时,曾在寄给上海亲友的诗中表示“公忠不可忘”,体现了他对党和人、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1929年杨匏安到上海后,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的一家曾分散住在党的印刷、出版或交通机关,掩护党的活动。当时上海的革命动虽有所复兴,但白色恐怖依然严重,形势仍十分严峻。曾在广东与杨匏安一起从事过革命运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等人就因叛徒的出卖,在这年的8月被捕牺牲。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也导致不少同志被捕。1930年5月,恽代英身带传单在纱厂门口联系工作,突遇巡捕搜查,因他深度近视未发觉而被捕。《红旗日报》创刊后是交给报贩公开叫卖的,1930年9月24日,报贩卖时被国民党军警看到,26日晨,福民印刷所即遭破坏,17人被公共租界汇山巡捕房拘捕,包括化名为陈君复、黄德宣的杨匏安和王凌波,印刷器材全被没收①。由于未暴露身份,杨匏安被判刑8个月,关押在位于华德路117号(今长阳路147号)的提篮桥监狱。

号称“远东第一监狱”的提篮桥监狱,每间监室仅3平方米多一点,要关押两三人,采光通风都很差,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杨匏安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依然保持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出狱后,杨匏安仍在中央机关工作,一家人住在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2048号。当时他患有肺病,上有年迈的老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女,妻子身体也很不好,为维持家庭开销,减少党的开支,杨匏安在承担党的工作之余,还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有人曾认为这样做革命工作又穷又危险,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出狱未几月,由于叛徒胡章原告密,杨匏安又一次身陷囹圄。1931年7月25日早上6点30分,国民党特务会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冲入东有恒路杨家小阁楼,带走了正卧病在床的杨匏安。据当年参加逮捕的中统特务黄凯解放后交代,当时杨贫病交迫,杨妻正预备去火柴厂做工,一群小儿女都是营养不足,还有一位七旬老母,统统跪在警备车轮下要与杨同死,真是惨绝人寰。同案被捕的还有罗绮园、肖保璜、陈元达、王焕章、杨士奎、郭宗、林吉生等16人②。

杨匏安被捕后,先羁押在汇山捕房(今海门路70号),第二天被移解到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上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他化名陈君复,别无其他口供。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来人要求法庭引渡,并出示照片,指认陈君复就是杨匏安,是南京指名逮捕的共产党要人。杨匏安随即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南市白云观的侦缉队。

白云观是上海著名的道观,位于南市方斜路,当时被侦缉队占用,被人们称为“鬼门关”。杨匏安在此关押期间,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会常委,在国民党内影响较大,蒋介石派亲信要员熊式辉、吴铁城、吴稚晖等多次劝降,要他回到国民党内,许以高官厚禄,被他毅然拒绝;特务秘密劝他为家庭和个人前途着想,考虑自首,杨匏安正色宣告:“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于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他还豪迈地说:“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狱中难友无不为杨匏安的铮铮铁骨和坚定信念所感动,连狱中看守也不由赞叹他是个“铁人”。

    ①《上海革命文化史略》,第221页。《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793页。

    ②《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1辑。

8月,杨匏安被秘密解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龙华,位于上海市区的西南部,这里有始建于三国年间的龙华寺和龙华塔,也有驰名的桃花,但当年这里却是反动派杀害革命志士的刑场。早在1915年,当时的军阀淞沪护军使署就在这里设立拘留所和陆军监狱,开始关押和杀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和反袁志士。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在这里设立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设男、女牢房,刑讯室和刑场等。罗亦农、彭湃、杨殷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就义的,就在半年前,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4位烈士也是在这里牺牲的。杨匏安自知时日无多,他托人从狱中带出家信,说自己难免牺牲,告诫家人不可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资助,如果在上海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就回老家。他还特别嘱咐:千万别卖掉缝纫机,那是今后全家生活的依靠。

杨匏安被捕后作过不少诗,但都没有留下文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通过难友口头传诵留下来的《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这是杨匏安被引渡到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时在囚车上所作。此外,据当时难友胡向荣、张纪恩回忆,还有“杀头何足惜,名节最堪珍”;“面对屠刀处泰然”;“赴汤归来又蹈火”等句,但由于时间久远,已记忆不起完整的诗①。这些诗句充分体现了杨匏安崇高的革命气节,成为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杨匏安被捕后,党组织曾设法营救,由于当时顾顺章、向忠发接连被捕叛变,党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营救未获成功。8月的一天晚上,杨匏安被带出牢房,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英勇就义,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英雄篇章。

虽然杨匏安在上海生活、战斗仅两年多光阴,但他的鲜血永远洒在了上海,他在上海的斗争实践充分表现了他“清霜坚傲骨”的可贵品格,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他为理想和信念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永远留在了上海人民的心中。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①《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2期。

 

资料来源:《杨匏安研究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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